“影子银行”已成为时下的热门话题，国内外研究机构已经发表了相当多的研究报告和论文。不过，由相关从业者本人撰写的文章却并不多见。因此，张化桥先生所著的《中国影子银行内幕——下一个次贷危机？》（Inside China's Shadow Banking: The Next Subprime Crisis?）一书，便具有其独特的价值。作者长期供职于瑞士银行，并于2011年至2012年出任广州花都万穗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。他在书中提供了很多一手的信息和材料，使读者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了解中国金融体系，尤其是影子银行的运行情况。

　　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，影子银行”才开始得到广泛关注。广义上说，它是指那些提供与传统银行业务相似服务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。然而，影子银行在中美两国有着不小的区别。在美国，它的诞生是由于金融工程的发展，其主要组成部分是金融衍生品。在中国，它却和金融工程关系不大。正如作者所言，中国影子银行的诞生，主要是因为金融抑制（financial repression）。由于贷款利率长期过低，信贷需求一直特别旺盛，衍生出了一些数量型的监管工具，如75%的贷存比要求，每年固定的信贷额度等。另外，由于存款利率过低，储户长期都在试图寻找回报率更高的投资手段。中国的影子银行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。因此，它基本是非常传统的存贷业务，只不过面向存贷双方的利率都更高，而且，这些业务被隐藏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以外，或由非银行金融机构甚至非正规金融机构来执行。过去，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民间借贷。近年来，金融监管放松使银行理财、信托和券商资管等业务飞速发展。银行理财始于2004年，目前达到了10万亿元左右的规模；信托业资产过去五年增长超过7倍，从2007年底的不足1万亿元到2012年底的接近8万亿元；券商资管的资产规模在15个月内增长10倍，截至2013年3月已经超过3万亿元。

　　在这种背景下，作者于2011年6月离开瑞士银行，投身于影子银行，看上去是非常明智且“钱”途无限的选择。不幸的是，他所从事的小额贷款业务，是影子银行中受到监管最严厉的部分，规模也比其他影子银行要小得多。根据规定，小贷公司的最大贷款规模，不能超过其资本金的150%。以作者供职的万穗为例，该公司有1.5亿元人民币的注册资本，那么，可贷出的最大额度只有2.25亿元。相形之下，商业银行、信用合作社、证券公司和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面临的限制都宽松得多。这令作者深切感到不公平，因此四处奔走呼吁放松对小贷公司的杠杆限制。然而，各种努力大多以碰壁告终，几经挫折之后心灰意冷，加上万穗的大股东转让了股权，内部发生一些斗争，作者结束了在万穗小贷的这段不算成功的短暂岁月。

　　在书中，作者直言“银监会对小贷行业有明显的敌意”，并认为“除了银监会，其他政府机关也对小贷公司持有负面看法，认为小贷公司危害金融业的稳定”。作者还指出，小贷公司遭遇的困境，某种程度上可归咎于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以及官僚主义。小贷公司是央行极力推动的项目，所以一向和央行有龃龉的银监会就设置了重重障碍。另外，小贷公司的直接主管部门，是各地方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（简称金融办）。此前，金融办本无任何监管职能，因此也狠狠地利用了这份来之不易的权力。这些挑战监管当局的说法，不可谓不大胆。

　　作者在书中介绍了许多让人大开眼界的业务模式。小贷公司从事的一种主要业务，是为企业提供超短期的“过桥贷款”。在一笔银行贷款到期的时候，银行往往会要求其客户（也就是企业）先归还这笔贷款，然后再续借一笔新的款项。这种操作是为了防止企业借新还旧，可以说其本意是好的。问题在于，这中间往往有三天到五天的时间差，而大部分企业很难在短时间内调出足够的资金来归还银行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许多企业会向小贷公司借钱。由于企业给出的回报率高达1%-2%，小贷公司们趋之若鹜，并纷纷和银行的内部人搞好关系，以赢得这些业务。然而，小贷公司既没有获得任何抵押物，又缺乏对客户资质的调研。因此，“生杀大权”全系于银行之手。尽管在知情之后，作者立即制止万穗从事类似业务，但是他的竞争对手们，却并没有停止的意思。由于很多小贷公司都从事风险极高的业务，平安保险集团董事长马明哲对小贷公司的风控管理十分忧虑，因此拒绝了和万穗开展合作的提议。

　　这就引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：我们应如何看待小贷公司，乃至整个影子银行体系？从公平的角度看，对小贷公司实施比其他金融机构严格得多的杠杆率限制，显得非常不合理，甚至有歧视之嫌。然而，既然不少小贷公司确实在从事风险系数高的业务，那么似乎就没理由放松对其监管。上面提到的限制，也就谈不上歧视了。

　　作为效率最高、吸收就业最多的商业主体，小微企业理应获得适当的金融支持。由于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发挥巨大作用，小贷公司绝对不应被打压，甚至应该被鼓励。但是，放开杠杆率是不是一个合适的鼓励措施呢？众所周知，中国的商业银行趋于同质化，大中小银行都在努力争取大企业、大客户，对于小微企业贷款并非十分热衷。这一点，也曾引发了王岐山的批评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假如允许小贷公司大举扩张，是否可能使得这些小贷公司“银行化”——竞相追求大企业，而忽视小微企业呢？假如允许小贷公司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，将贷款包出售给信托和银行，并进而转售给信托和银行理财的客户，如果贷款变成了不良，谁来承担这个损失呢？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，放松监管便应该三思而后行。

　　对整个影子银行体系，我们也面临同样问题。不可否认，影子银行在推动利率市场化，实现资本更有效配置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但是，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影子银行蕴藏的风险，对其飞速扩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毕竟，传统银行有大量的资本金，并为可能的损失提取了大量拨备，而影子银行的“护城河”要比传统银行窄得多。这意味着，它们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差。何况金融危机之后，银行业都因其“大而不倒”而被人诟病，影子银行的扩张就更值得警惕。

　　事实上，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步伐可能过快。从银行理财到信托产品，从券商资管到基金子公司，这一系列都是金融自由化的产物。金融监管当局放松监管时，未能预见到其发展之迅猛，以至于目前连影子银行的总体规模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数据，更未能解决谁承担最终违约风险的问题。其直接后果将是：只要有机会，人人都不顾风险地拼命扩张；只要规模做大，就有“大而不倒”做盾牌。因此，监管当局必须放慢脚步，先将现有影子银行纳入监管框架，再讨论其他的金融创新。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这个信贷泡沫，正如作者所言，这或是下一次金融危机的来源。■

本文是对 Joe Zhang, Inside China's Shadow Banking: The Next Subprime Crisis?一书的书评，原载于《中国改革》2013年9月刊

http://magazine.caixin.com/2013-08-29/100575424.html